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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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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大陆“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统计数据

 

Charles Xia   xc7788@gmail.com  2021-03-21

 

摘要:

对于1959-1961年在中国大陆发生的饥荒,海内外都有多种版本的不同说法。本文根据中国统计部门公布的人口死亡数据,检验和分析出1959-1961年三年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1400万,并就这一数据与海内外多种版本的不同说法进行了相关对比和讨论。

 

有关定义

“三年困难时期”是指根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及的1959年、1960年和1961年的三年时期;三年困难时期,大多数中国人也认为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59-1961年间发生的一段饥荒时期[1]

“非正常死亡”在法医学上指由外部作用导致的死亡,包括火灾、溺水等自然灾难;或工伤、医疗事故、交通事故、自杀、他杀、受伤害等人为事故致死。与之相对的正常死亡(自然死亡),则指由内在的健康原因导致的死亡,例如病死或老死。原因不明的死亡可能先被列为非正常死亡,在确定死因之后被重新归为正常死亡(例如心肌梗塞)。本文“非正常死亡人数”即指扣除正常死亡(自然死亡)人数的部分都当作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包括饥荒所致的饿死部分。

“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在本文定义为:用中国大陆在1959年,1960年和1961年的三年时期中死亡人数与平常年份的平均死亡人数相比的多出的死亡人数;平常年份是指1954年至1964年扣除1959年、1960年和1961年三年期的平均死亡人数。

 

数据来源

本文则基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5(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 的人口死亡人数统计为基础作出分析[2]

数据来源背景

中国大陆官方在1953年和1964年进行了两次全国人口普查[3]。此外,1950年代中期,中国建立了基本完整的经常性人口普查制度,每一年,户籍管理部门都对人口总数、出生、死亡、迁入、迁出等项目作出统计,并且层层上报汇总[4]。在中国出版的各省人口资料和各地县志中,大多都可找到当年统计的死亡人数和其他人口数据[5]

 

检验方法

设中国大陆在1959-1961年有某种或某类因素导致出现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而在1954-1964年这11年中的其它年份不存在某种或某类因素的影响,也即将1954-1964年这11年中扣除1959-1961年的死亡人数后的平均死亡人数作为自然(或“正常”)死亡人数看待;因此,分别用1959-1961年相应统计的总死亡人数对比自然(或“正常”)的平均死亡人数,可以得出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

 

检验结果

中国统计部门公布的1954-1964年死亡数据(i)  (单位:万)[2]

年份

死亡人数(i)

年度平均基数(ii)*

年度增加(iii)

年度平均基数(iv)**

年度增加(v)

 

 

 

(iii)=(i)-(ii)

 

(v)=(i)-(iv)

1954年

779

 

 

 

 

1955年

745

 

 

 

 

1956年

706

 

 

 

 

1957年

688

 

 

 

 

1958年

781

 

 

734

47

1959年

970

731

239

734

236

1960年

1693

731

962

734

959

1961年

939

731

208

734

205

1962年

666

 

 

734

-68

1963年

684

 

 

 

 

1964年

802

 

 

 

 

 

 

 

 

 

 

合计

9453

 

1409

 

1379

平均基数

731

*

734

**

 

 

 

 

 

 

* 年度平均基数(ii)为1954-1964年扣除1959--1961年(三年)后的平均数;

** 年度平均基数(iv)为1954-1964年扣除1958--1962年(五年)后的平均数。

 

 

计算说明:

 

1954年至1964年扣除1959年、1960年和1961年三年期的平均死亡人数,即:

(779+745+706+688+781+666+684+802)/8=731()

 

1959年、1960年和1961年三年期的年平均多出的死亡人数,即:

1959年:970-731=239() 所占百分比为(239/1409)x100%=17%

1960年:1693-731=962() 所占百分比为(962/1409)x100%=68%

1961年:939-731=208() 所占百分比为(208/1409)x100%=15%

三年期合计死亡人数(“非正常死亡人数”)1409();考虑计算过程中多次余去小数点的部分这一因素,大约应为1400万人。

 

与此同时,也对1958-1962年五年期进行了同类的计算:1954年至1964年扣除1958年、1959年、1960年、1961年和1962年五年期的平均死亡人数,即:

(779+745+706+688+684+802)/6=734()

其五年期的相应结果为1379万,尚小于1959-1961年这三年期的人数。这一数据是因为1962自然(或“正常”)死亡人数少于年度平均基数所致

 

结论及讨论

 

1) 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1400万人;其中以1960所占百分比68%为主要部分,1959年与1960年分别占百分比17%15%

2) 1964年中国人口普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1964年中的中国大陆总人口为6亿9458万人,此外“台湾省、港澳同胞和国外华侨等人口为28,488,510人”,全国人口总数为7亿2307万人。

“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占大陆总人口数(1964)的百分比:

(1365/69458)x100%=1.97%;大约三年中每100人有2人“非正常死亡”;或三年中每十万人中有“非正常死亡人数”1970人;如果再按年平均来看,则相当于每年每10万人口中有657人。

,如果以1960年单独计,则:(947.22/69458)x100%=1.36%;大约一年中每300人有4人“非正常死亡”;或1960年中每十万人中有“非正常死亡人数”1360人。

3) 对于这个数据是个什么概念?可以用新冠流行的死亡人数的社会影响对比为例考量一下

20201119日电,据欧联通讯社报道,意大利卫生部18日疫情统计数据显示,如果按国家总人口的死亡率来计算,目前意大利新冠患者死亡率全球排名第9位,每10万居民中有75例死亡病例;而比利时新冠患者死亡率则居全球之首,每10万名居民死亡病例高达128例。

从这个数据可以了解到,一个国家当每10万居民中有75--128例死亡病例,就已经是全国性的社会影响了,而如果是每10万居民中有1000例以上的死亡人数,那这种社会影响就相当于加重了10倍。

4) 中共政府在1981年以前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1]。中国大陆以外则常使用大饥荒[6]、三年大饥荒[7][8]。也有西方学者称为大跃进饥荒、中国大饥荒。[9][10]

而事实上,大饥荒所发生的时期有不同说法、并不局限于“三年”。贾斯柏•贝克、巴兹尔•阿什顿(Basil Ashton)、文贯中[11][12][13]、杨继绳、冯客、周逊等人的着作均采用1958-1962年,还有一些情报机关(如美国中央情报局)也认为是从1958年开始的[14][15]

这里出现二个问题:

(1) 饥荒时期是三年还是五年?

(2) 饥荒时期是中国(大陆地区)全局性的还是部分或局部性的?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本文的数据及检验结果不支持五年期的说法;理由是非正常死亡人数这一指标只有一个1960年的高峰期(68%)出现,而没有三年或五年的平台期数据出现,甚至1962年还低于同时期的平均基数。有人把起点时间归于1958年的大跃进,但常识告诉我们,如果1958年的大跃进是一个造成饥荒的因素,那1958年的大跃进不可能当年就造成饥荒效果的出现,这种观点有违常识。

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本文的数据及检验结果不支持全局性的的说法;理由是非正常死亡人数这一指标在全局性的观点来看,如果每十万人中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500,甚至1000人的话,会造成整个社会全局性的巨大影响或者整个社会全局性的动乱,换句话说,会造成政权的不稳或垮台。另外,如果假设非正常死亡人数这一指标在此基础上翻番或增加到3000万或5000万,那么,政权不垮台的话,也应该出现整个社会的大动荡现象或普遍大动乱事件,但没有报导过全局性的此起彼伏的动荡事件。

5) 关于造成饥荒的原因,许多文章归于1958年的大跃进。大跃进是1958年至1960年间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场社会生产运动,既然是一场社会生产运动,那也就是全国性的或整个社会性的,所造成的饥荒也一定是全国性的或整个社会性的,全国性的或整个社会性的饥荒一定也会通过“非正常死亡人数”这一指标反映出来,正如前述,这种几年期的全国性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一定带来或发生整个社会性的此起彼伏动荡事件,也一定冲击政权的稳定性,但缺乏这类报导。

 

这一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指标合理的解释是这一饥荒是短时期(1960)和局部(部分农村地区)比较严重性的一种饥荒;局部(部分农村地区)比较严重性的原因或因素应该与当地的过“左”或管理不当有关;今后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2]《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

 [3] 中国人口统计与人口普查,中国国家统计局

 [4] 国家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选“总人口”或“人口出生率、死亡率”

 [5] 丁抒的作品《从“大跃进”到大饥荒》注释有引用大量的县志资料。例如注释二有列出《上林县志》1989年版、《当代中国的四川(上)》第100页、1992年版《宜宾市志》、1989年版《夹江县志》第82页、1991年版《丰都县志》第94页、1992年版《大邑县志》第142-143页、1981年版《台安县志》第126页、1989年版《安康县志》第24页、1989年版《望奎县志》第90页等等。

 [6] 叶兵,大饥荒60周年 民间人士呼吁中共直面历史, 美国之音中文网

 [7] 臧金峰,.从统购统销政策的视角探析三年大饥荒的爆发,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

 [8] 梁志远,三年大饥荒中亳县城乡市场片断, 江淮文史,2011

 [9] Dali Yang.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te, Rura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0] Hasell, Joe; Roser, Max. Famines. Our World in Data. 2013-10-10

 [11] Jasper Becker. 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98-04-15: 99 [2015-01-10]. ISBN 978-0-8050-5668-6

 [12] Basil Ashton; Kenneth Hill; Allan Piazza; Robin Zeitz. Famine in China, 1958-61.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Dec 1984, 10 (4)

 [13] Gene Hsin Chang; Guanzhong James Wen. Communal Dining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8-1961.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October 1997, 46 (1): 1-34 [2015-01-10]

 [14] CIA. THE RISING DEATH RATE IN COMMUNIST CHINA

 [15] CIA. PROSPECTS FOR COMMUNIST CHINA